□喻子文
當代文學的版圖上，地方性寫作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。特別是當下，全球化浪潮不斷沖刷著地域文化的邊界，城市化進程又持續消解鄉土記憶的根基，作家們如何在自己的筆下重建與故鄉的精神聯結？李純先生的長篇散文《我的故鄉上塔市》給出了一個充滿詩性與哲思的回答。這部作品不僅是他對故鄉上塔市的深情回望與期待，更是一次對“地方性知識”如何轉化為文學表達的積極探索。
平江上塔市鎮，2014年由冬塔鄉改名。康熙《平江縣志》載，“冬塔”實為冬桃，“山中有桃，結實如瓜，冬月常盛”，后演變為“冬塔”。
李純先生筆下的上塔市鎮，不是地理坐標上的簡單標注，也不是一本鄉土地理書籍，而是一個被記憶反復打磨、被情感不斷重塑的文學空間。作者采用了多維度敘事策略，將個人成長記憶與地方歷史變遷交織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“記憶地形學”。在描述上塔市鎮的風物時，李純不是外在的觀察者，而是內在的參與者，筆下的這一方山水是這一方人的“名片”，這一方人是這一方山水的“經理”。
在開篇的《貴客到訪》一文中，引用王維的“君自故鄉來”詩句作為題記，由此打開“應知故鄉事”的話題。顯然，上塔市鎮的現任書記、鎮長，對任職地方的物產了然于胸，那包干豆角，散發著家鄉歷久彌新的煙火氣息；那些高山云霧茶，在故鄉的月明風清里發芽散葉；那片黃桃林，正在鄉親的汗水和有機肥化合下豐滿圓潤起來。在《邊鎮硝煙錄》《斃寇三雄》等篇章中，生動再現了上塔市民眾保家衛國、奮勇抵御外敵的場面。文中親手掐死日寇的壯漢陳幼松、智勇雙全解救三名女青年的鄉警趙鄭奇、嫉惡如仇砸死黑雄二男的何啞巴等，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，鮮明地展示了上塔市民眾敢于沖破枷鎖、打破常規的獨特精氣神。另外，在作家的地理坐標系中，下官廟、龍潭廟、石頭河、老街和張師山等地方，是永遠無法抹除的記憶原點，發散著巨大的張力。這些地標的張力，源自于文化傳承、精神向度。尤為可貴的是，李純先生沒有陷入懷舊主義的窠臼，而是以一種清醒的姿態面對故鄉的變遷，在懷舊與未來敘事之間保持著微妙的平衡。如在《再見桑園》和《冬桃山的味道》等篇章中，細數桑園變遷和冬桃山竹筍、黃精和冬桃的味道，把這一方人熱愛這一方山水、經營這一方山水寫得淋漓盡致。
縱觀當代文學潮流，大致可概括為對兩個維度的追求，一個是對生命狀態和存在價值的觀察與思辨，一個是對文本的創新與突破。李純先生作為一位著作等身的戲劇家，一位年過古稀仍筆耕不輟的老作家，觀察的角度并不守舊，認知的高度并不落俗，而是一直秉持著創變，并以此走向更廣闊的舞臺。在下官廟抗戰舊址，他心里沉甸甸的，低頭慨嘆：戰爭無論何種理由，犧牲不管哪個陣營，生命同等，世界需要和平。他經過得勝村106渡槽，總要想起人稱“水利書記”的劉志斌。劉志斌在冬塔鄉工作十五年，堅定“水生萬物”理念，帶領群眾修水庫、挖渠道，在任時親手繪就豐收圖，退任后留下風景線。他在松源村走訪，還深刻揭示了上塔市鎮人才輩出的成因，乃是當地苦送苦讀的風氣和上塔市居民低調務實的品格。
語言風格上，《我的故鄉上塔市》展現了李純作為劇作家的獨特優勢。文字富有節奏感和畫面感，長短句交錯，形成了類似戲劇對白的即視感，很多鋪墊、呼應、對比，很有質感。
同時，作者善于運用地方方言詞匯和民間諺語，使文本充滿了地域性色彩。但這種地方性表達并非封閉的，而是通過李純精湛的語言駕馭能力，實現了方言與普通話的自然融合，既保留了鄉土氣息，又確保了文本的文學性和可讀性。如在記述昌江河的源頭時，山洪暴發的肆虐，抗戰血染河水的悲壯，放河燈祭奠公仆的純樸，躍然紙上。現在河道治理后，剛放下釣竿，一條接一條上鉤的魚兒，“好像喝多了湯湯水水，想看看岸上的風景。”在描寫上塔市的市井生活時，李純的語言尤其生動鮮活，幾個動作、幾句對話就能勾勒出一個鮮明的人物形象，這種白描功夫顯示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積累和藝術功底。
《我的故鄉上塔市》最引人深思之處，在于作者對“鄉愁”這一永恒文學主題的當代詮釋。李純先生沒有將鄉愁簡化為對逝去時光的感傷追憶，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文化反思和精神尋根。通過對上塔市鎮歷史變遷的梳理，作者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：在現代化進程中，我們失去了什么？又得到了什么？這種反思不是簡單的褒貶，而是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對話的可能。李純筆下的上塔市鎮居民形象尤其體現了這種復雜性——他們既受制于鄉土社會的局限，又蘊含著樸素的人生智慧；既面臨著時代變革的沖擊，又保持著堅韌的文化生命力。
當越來越多的作家將目光投向都市生活時，成長于平江山水之間，活躍在平江戲劇、文藝界的李純先生，卻選擇堅守冬塔鄉或上塔市鎮這片文學的原鄉。這種寫作選擇，本身就包含著某種文化抵抗的意味——抵抗同質化的敘事，抵抗遺忘的速度，抵抗精神家園的坍塌。《我的故鄉上塔市》最終告訴我們：真正的文學，永遠需要一方可以扎根的土地，一個可以回望和觀照這一方山水、這一方人的故鄉。
